好日子香烟,高树伟︱福克司、《文昌帝君阴骘文》与《红楼梦》-优德88手机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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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司(Walter Fuchs,左)与艾锷风(Gustav Ecke)在北京,1939年。

平常与高山杉先生闲谈,曾提及为东方学家作传事,他期望把那些动听的故事接连写出来。此前,他已写过厉鼎煃、石滨纯太郎等学者,追魂摄魄的笔力让人向往。闲谈中,也曾提及咱们一起感爱好的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及福克司(Walter Fuchs,1902-1979)。两位学者对满语文都有浓厚爱好,且颇多创造。也是最近才注意到,在穆麟德逝世后的第二年,福克司就降生了,让人一下就想起韩愈赠贾岛的诗。

福克司是德国闻名汉学家,专长在清代前期前史,尤留心满族与蒙古前史、满文文献、我国地图史等。他从小受父亲影响,对我国及东亚的民族、地舆发生爱好。1925年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不久,就来到我国。起先,先是在奉天医科专门校园(辽宁医科大学前身)任德语、拉丁语讲师。他十分喜爱在我国游历,刚到沈阳时,曾使用假日观赏远近的自然景观、前史遗址。他甚至还被吸引到火车无法抵达的其它风趣的当地,也喜爱上了步行和爬山,甚至到过朝鲜边境的白头山。随后的几年时刻中,他访问了北京,又游历了我国北部、中部及西南部的多个省。福克司在我国游历过程中生发的爱好,在后来出书的研讨作品中有不少表达。至于游历与研讨的奇妙联系,福克司与日本学者稻叶君山的观念估量有点类似,游历可增益研讨乐味与勇气 (稻叶君山《清朝全史》序)

三十年代末,福克司受辅仁大学之邀,为研讨、修改耶稣会的地图册( Der Jesuiten-Atlas der Kanghsi-Zeit),从沈阳移居北京。1940年,担任中德学会德方会长。1946年,与芮玛丽(Mary Wright,1917-1970)等建议建立清史研讨会。“二战”完毕后,美国敦促我国政府将德国官员、纳粹党员等人遣送回德国。福克司也因其纳粹党员的身份,被列入遣送名单。期间,芮玛丽及其老公芮沃寿(Arthur F. Wright,1913-1976)曾伸出援手,福克司才得到燕京大学名誉教授的职位,藏书也随之转到燕大。迫于美国官方的压力,次年,我国又发布了新的遣送名单。蒙高山杉先生惠赐1947年8月10日《北平日报》,在《去兮纳粹党徒:北平应遣德侨名单发布》一文(周运先生发现并拍照相片)所列名单中,福克司名列第十二位(报纸将福克司中文名误作“渥泰尔”)。

由于美国官方不断施压,在这份新的遣送名单发布后,福克司应随即被遣送德国。据傅吾康(Wolfgang Franke,1912-2007)称,福克司或许被误以为是在德国外交部任职的别的一位瓦尔特·福克斯(Walter Fuchs,1888-?),被扣上国民政府特务或内奸的帽子。因遭遣送,福克司不得不将一切藏书及产业留在燕京大学(此据傅吾康回想录《为我国入神》,一说其时福克司将藏书卖给了燕京大学并留有档案。不久前,笔者曾赴北京大学档案馆查检有关福克司的资料,一无所得),他就一个人带着行李箱上了遣送船,回了德国。返德后,他尽管也拿到了教职,但由于各种因素影响,他的研讨成果没有得到学界及时、应有的认可,接连遭受冷遇。尔后,他先是在慕尼黑大学任教,后来又先后担任柏林大学与科隆大学的汉学讲座教授(以上对福克司生平的勾勒,首要参阅傅吾康Walter Fuchs in memoriam一文及其自传)。他留下来的作品首要有《清代耕织图珍本考》( Rare Ch'ing Editions of the Keng-chih-t'u)《广舆图版别考》(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g-Yü-T'u)以及《十八世纪乾隆南巡图》( Die Bilderalben für die Südreisen des Kaisers Kienlung im 18)等 (拜见Martin Gimm. “Verzeichnis der Schriften von Prof. Dr. Walter Fuchs. ” Oriens Extremus 19,1972: 1-7)

此前,我对福克司藏书的去向一窍不通,在与几位先生闲谈中,才知道他的藏书就在北大。谁能想到,福克司的这批藏书有些竟也流到了拍卖商场,高山杉先生就曾买到过两本。从那今后,我稍一得闲就去图书馆调阅这批藏书,盼能逐个过眼,以了解福克司的学思进程,一起也修养对古代东方语言文字的爱好。

经覆按,福克司的西文藏书首要会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古书会集在北京大学古籍馆,首要是汉文、满文、蒙文古书。我先去古籍部看的那批古书,其间经常能够看到中文、德文、日文、满文、西夏文等铅笔批注,也常看到书中钤有“雨读斋藏”(阴文长印)“福克司章”(阴文长印)“福克司(阴文)/fuks(阴文)”(满、汉文方印)“福克司印”(阴文圆印)等藏印。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经常就书的版别、印章、批注、撒播与古籍馆杨芬教师聊。早先听杨教师转述北京大学古籍部馆员丁世良先生的话,说之前北大有一部分未编古籍存于红二、三楼及俄文楼楼顶,后迁入新馆。其时馆内会议室外厅堆积的便是福克司的藏书,有两万册左右 (另见杨芬《北京大学图书馆未编古籍整理进程》,《河南科技学院学报》2017年第三期,43页)。这与傅吾康在《回想福克司》 (148页)中说的“大约一万册”不符。

在北大古籍馆“秘籍琳琅”中检出来的九十四件福克司藏书中(此九十四件仅为北大古籍馆新编目录所著录,此前所编旧目均未著录藏印等项),仅就我经眼的书来看,大部分是清代的档案、家谱、笔记、舆图,有关满文的古书差不多占了一半,这与福克司专意研讨清朝前期前史合符,由此也能窥见他藏书的底子倾向及研讨爱好。其间,还有几件清代的劝善书,有的仍是孤本,弥足珍贵。

在调阅福克司藏书的过程中,曾遇到一册《文昌帝君阴骘文》 (典藏号:SB/182/0601),一函一册,满、汉文,后附有《戒淫文》《徵事》,末附施印姓氏一纸。书衣有福克司铅笔笔迹,“1787 1)文昌帝君阴骘文1-4 2)戒淫文1-3 3)徵事1-3”。还有两处德文批注,不能识。那天偶尔借出这本小册子,匆翻过一遍,看到阴骘文、戒淫文、施印姓氏及印数,忽然联想及《红楼梦》里写的两段故事。这两处由书本史勾连起来的问题,看似无关紧要,实践比较要害,这会连带影响到对《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写作选材甚至主题倾向的了解。也就不避繁杂,再拿出来从头评论。

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首半叶、末半叶

小说第十回写贾敬过寿的前几天,尤氏问贾珍该怎样筹办太爷贾敬的寿日。贾珍说,刚去给贾敬请了安,原想请他来家受咱们的礼,没想到惹来一番数说,后日再不敢去了,且转述了贾敬的话:

我是清净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对错场中去闹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世人些头,莫过你把我早年注的《阴骘文》给我令人好好的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世人的头还强百倍呢。(《红楼梦》,人民文学出书社,2008年,145页)

还有,小说第十一回,写贾蓉回尤氏的话,说他刚去给贾敬送过吃食,且回贾敬说父亲贾珍在家服侍老爷们,遵贾敬的话不敢过来。贾敬听了很满足,叫贾蓉回去转达爸爸妈妈,好生服侍太爷太太们。贾蓉也转述了贾敬的话:“还说那《阴骘文》,叫急急的刻出来,印一万张散人。” (《红楼梦》,152页)

小说这两回写到的《阴骘文》,是劝人行善的道书,相传是文昌帝君所作,明今后民间传达较广,常与《太上感应篇》《戒淫文》等并行刊印流转。平常读小说这两段文字,大约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作者其时终究怎样写这段也捉摸不定。此前,已有研讨者触摸到了一些资料,如清初傅山所写《文昌帝君阴骘文》木刻大屏,并以此揣想过曹雪芹其时能触摸到的资料及创造途径。大约是找不到能够精准恢复其时环境的资料支点,对这两段文字的了解仍在摇晃。乾隆年间《阴骘文》在民间尤其在旗人圈子的传达及影响,此前虽有评论,因这类资料传世不多,且现在大都散在各保藏单位,难以统观。对作者何故写贾敬嘱贾珍父子刻印《阴骘文》尚不清楚,对贾敬说的“印一万张散人”更谈不上有什么详细的认识了。

风趣的是,福克司所藏《文昌帝君阴骘文》成了协助了解《红楼梦》这段故事选材的一个绝佳注脚。这册《文昌帝君阴骘文》,书后附有刊梓施印姓氏及续印实施姓氏(从左至右):

嚣嚣斋剏梓施印姓氏(共施印壹千本)

辉发:佛成(文杰) 奉天:二达色(衷孚)

襄平:伊尔登额(汉昭) 蒙古:永起(培风)

续印实施姓氏

汉军:伊丰阿(席珍 壹百本) 长白:图善(原性 伍百本)

玉田:黄得镇(壹百本) 丰盈:黄昌(伍拾本)

大兴:张仁(伍拾本) 奉天:沈铠(函光 叁百本)

驻防河南省满洲正白旗瓜勒嘉氏 拉灵阿(号提喜 伍拾本)

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六日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敬印

书后附的这半叶纸,触及施印姓氏、人物身份、册数及刷印时刻,为调查乾隆年间《文昌帝君阴骘文》在民间尤其是旗人圈子的流转情况及施印人供给了直接参阅。由以上记载,咱们知道,这册满汉双璧的《文昌帝君阴骘文》,开端由佛成、二达色、伊尔登额、永起私家共施印一千本,伊丰阿、图善等人少者印五十本,多者印五百本,总又续印一千七百五十本,加上开端印的,一共刷印两千七百五十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六日,由正白旗满洲郎中图善刷印。清代为《阴骘文》作注者多,撒播下来的满文译写件却不多见。有这个册子及刷印数量的参照,小说中写贾敬两次提及要刻印曾经自己注的《阴骘文》及以一人之力刻印“一万张”,能够看到小说创造的社会思维布景及小说中贾家的社会地位及财力。

《文昌帝君阴骘文》除了给《红楼梦》第十、十一两回贾敬的话做了风趣的注脚外,后边附刻的《戒淫文》,也启示咱们从头考虑《红楼梦》中“意淫”的或许选材来历及创造思路。小说第五回写警幻仙姑说宝玉是“乃全国古今榜首淫人”,把宝玉吓了一跳,警幻接着给宝玉解说说:

非也。淫虽一理,意则有别。如世之好淫者,不过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恨不得尽全国之美人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如尔则天资中生成一段痴情,吾辈推之为“意淫”。“意淫”二字,惟心会而不行口传,可神通二不行语达。汝今独得此二字,在闺阁中,固可为良友,然于世风中不免迂阔怪诡,全家讪笑,万目睚眦。(87页)

警幻所训,淫分二端,一则好色,一则知情。警幻推宝玉为“全国古今榜首淫人”,是从痴情一端说的,与世风中的“皮肤滥淫”有别。“意淫”,小说中仅此一见。关于“意淫”的出处及阐释,研讨者很早就在评论,但异说纷出,终无结论。此前,许卫和及王三庆撰文指出,“意淫”二字应出古代医典,并对从前评家以“意淫”为雪芹创始等观念提出商讨。以为小说里的“意淫”出自《黄帝内经·素问》“痿论篇”:

思维无量,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综筋迟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

他们以为,曹雪芹淹通医书,就把医书里的“意淫”二字移用至小说中,拧转褒贬,另立新意。“意淫”尽管在古书中早已成词,但“意淫”有警幻所说“天资中生成一段痴情”的义项,的确是从《红楼梦》才开端的。

寻觅“意淫”的或许出处,留心作者其时所在环境及或许触摸到的资料是影响阐释的要害因素。此前,我曾在道书中找到“意淫”的另一出处。现在看到福克司旧藏《文昌帝君阴骘文》后附刻的《戒淫文》,在考虑《红楼梦》创造选材时,使我愈加信任,雪芹写警幻训诫宝玉一节的创造启示,更有或许直承受其时民间广泛流转的劝善书影响。

吕岩(洞宾)也有一篇《戒淫文》,开篇即说“人道惟淫,难戒。人罪惟淫,最重”,然后逐个列数人间“淫孽”:

见好妇女当令注念,刻刻存思,废饮食而形梦寐,谓之想淫;见好妇女言语轻挑,口角逗弄,恣谐谑以动心境,谓之语淫;见好妇女有心注视,着意偷觇,眼目射而神魂飞,谓之视淫;见好妇女假托周到,诈为周匝,饰礼节而图媚悦,谓之意淫。

接下来,作者即对此表明晰情绪:“若此之类,虽袵度不交,形骸未接,而淫心已荡,淫恶已彰,止恨无便可入,无懈可乘耳。阴律已著之,岂得谓无罪哉?!”在吕岩看来,不管想淫、语淫、视淫,仍是意淫,其间心仍在“淫”而不在其它,“想”、“语”、“视”等都是“淫”的不同体现。“意淫”仅仅其间一种较为高档的罪恶 (“饰礼节”)

吕岩《戒淫文》

以吕岩《戒淫文》对读警幻以意淫训诫宝玉那段文字,对雪芹写这段故事,或能催生更为稳妥的了解。《戒淫文》开篇所述,即警幻所批判的“世之好淫者”,详细体现则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等“皮肤滥淫之蠢物”。警幻的话再明晰不过,因宝玉“天资中生成一段痴情”,与“皮肤淫滥”者不相类,才推其为“意淫”。在警幻那里,已独自把“意淫”从《戒淫文》所陈人间淫孽(想淫、语淫、视淫、意淫)的部队里拎出来,赋予它“天然生成痴情”的新意。按警幻所讲,“意淫”(天然生成痴情)仅存于闺阁之中,世风中并不能了解。脂批谓“意淫”二字新雅,“宝玉终身心性,只不过是关心二字”。后来的评点家、研讨者对此也叹其绝妙,如王希廉称“二字甚新”,洪秋蕃说“创千古经传稗史未有之奇”。

胡文彬先生讲,以警幻之言,“意淫”二字的中心不在于“淫”而在于“意”。前文已及,恰与小说相反,《戒淫文》中“意淫”的中心在“淫”而不在其它。雪芹拧转其尘俗意,转入闺阁中,极写宝玉的天然生成痴情。并且,从第五回“意淫”动身,这种写情面的悲悯关心就贯穿了全书。我觉得这是鲁迅推《红楼梦》为“情面小说”的一个总支点。之前,我在北大图书馆古籍部会集翻阅与红学相关的古书时,曾读到清人蕴和的一部《绿棠吟馆诗钞》 (典藏号:Y/5531/2/4126),见卷一末有《题红楼梦传奇四首》,读至其三末句“无限钟情无限恨,请将怨慕一齐删”,曾引起我极大的共识。若从小说中流露的悲悯关心看,这十四个字正是雪芹逼真文笔的精准描写:以天主视角巨细靡遗地曲尽情面,最终又不得不让故事中的人物割舍掉一切的所愿而不得(怨慕),毕生怀愁。

尽管《文昌帝君阴骘文》后边附刻的《戒淫文》是冠名文昌帝君的别的一篇文章,咱们仍不能否定,同样是道书的吕岩《戒淫文》也曾这样在民间广为流转。事实上,咱们还发现有《戒淫文辑证》这样编录古今事证,阐释《戒淫文》的书。这样看来,“意淫”二字从《戒淫文》拈到小说里,要比选材于《黄帝内经》来得更直接、稳妥。门外山川、堂前花鸟,都是作者小说创造的选材来历,像《文昌帝君阴骘文》及《戒淫文》等民间劝善书,现在咱们已然能够看到有其时民间撒播的《文昌帝君阴骘文》什物,且有不少的印量。想来,其时这些广为流转的劝善书,曹雪芹是不难触摸到的,以其别致之想曲折写入小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从《红楼梦》里钻出来,再回到福克司。由于所见资料有限,咱们并不清楚1947年的福克司阅历了怎样的苦楚才曲折回到德国。傅吾康在那篇回想福克司的长文里,为咱们供给了如下信息:“他只带了为数不多的手提行李,被‘押’上了船,遣送回德国。……哪怕失掉其他一切东西,他都能认命;可是,失掉藏书,却是他底子无法承受的工作。……从此,他再也没找回曾经曾有的生机及创造力。”(“So wurde er mit wenigem Handgepäck auf das Repatriierungsschiff gebracht und nach Deutschland befördert……Der Verlust von Haus und aller Habe war ein schwerer Schlag für ihn. Mit allem anderen konnte er sich abfinden, jedoch nicht mit dem Verlust seiner Bücher.……Er hat niemals mehr seine frühere Aktivität und Schaffenskraft wiedererlangt.”)

知道这些细节后,再去调阅那些书,我才稍稍有些感觉。据傅吾康回想,福克司在我国时有位叫廖伟予的福建女友,1946年曾为福克司产下一子,假如健在,现在也现已七十四岁了。后来才知道,福克司从那今后或许就再没到过我国大陆。最终,在胡适年谱中还看到了福克司的影子。1960年1月27日,蒋复璁、林秋生伴随柏林大学教授福克司和他的助教马丁·吉姆(Martin Gimm)访问了胡适 (胡颂平《胡适之年谱长编初稿》第九册,联经出书事业公司,1984年,3166页)。这或许是福克司生命中最终一次在地舆空间上踏进中文国际。

遣送名单中的福克司、石滨纯太郎论文集及其间签赠福克司的《殿版蒙文大藏经考》

那天我去北大图书馆特藏部调阅福克司的藏书,不知怎样就检出来一册名为“西夏语译大藏经考”的书 (索书号:B941/5/J),作者著录为“石浜纯太郎”。此前我曾在检索系统中专门检过“石滨纯太郎”,一无所得,没想到在寻觅福克司时,竟意外找到了关于石滨的资料。拿到书后,发现书脊上有“石滨纯大郎”五个烫金字,不仅仅《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那篇论文。来回翻看才知道,这是1930年前后石滨寄给福克司的论文抽印本,共十篇。福克司请北堂印书馆把它们装订成了一册,目次如下:

01《西夏语译大藏经考》(《龙谷大学论丛》别刷,1929)

02《番汉合时掌中珠》(附图版五)

03《殿版蒙文大藏经考》(《大谷学报》第十一卷第三号 拔刷,1931。封面右上角有石滨纯太郎钢笔笔迹:Herr Dr. W. Fuchs,ergebenst überreicht vom Verfasser. J. Ishihama Juntarō.,意为:(To) Mr. Dr. W. Wuchs, most sincerely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J. Ishihama Juntarō.

04《西域出土の西藏本》(《大谷学报》第十二卷一号 拔刷,1931)

05《金字蒙文藏经金光亮经の断简に就て》(《支那学》第四卷第三号抽印)

06《满洲语译大藏经考》(《书物の爱好》榜首册别刷,1927。封面及内容中有德文铅笔批注)

07《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书物の爱好》昭和六年,1927。封面及内容有中文、德文批注)

08《满洲语译大藏经考(续)》(1931)

09《京都帝国大学所藏蒙文丹殊尔记》(《桑原博士还历记念 东瀛史论丛》拔刷,1931)

10《无量寿宗要经考补》(《东瀛学报》第拾六卷第贰号 拔刷)

我惊奇于福克司与石滨纯太郎也有这样亲近的学术沟通。前些天,看到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撰文介绍在日本大阪大学图书馆“石滨文库”中发现的王国维致罗振玉信札,由此联想及“石滨文库”必定也有福克司的资料,期望将来能有时机刊布,以完好展现两位学者的学术友情。这也让我想起,曾经西夏学范畴中日俄三国学者的协作沟通。上世纪三十年代,调会集日俄三国学者研讨成果的《北平图书馆月刊》西夏文专号出书时,曾刊布过一则启事,使人动容:“夫世运纷乘,靡有既极,所愿全国万国,亦能如戋戋斯册之聚中、日、俄三国人士于一堂,而雍容揖让,评论讲习。藉协作之精力,化干戈为玉帛,则人文化成,国际大同,其可冀乎!” (《北平图书馆月刊》第四卷第三号,1932年1月)

夹在石滨论文会集的贺年卡(复制件)

那全国午我仓促翻阅石滨纯太郎这册论文集时,发现里边还夹了一张卡片,上面印着“谨贺新年”四个仿宋字,是1933年石滨纯太郎写给福克司的贺年卡。我把这张贺年卡捏在手里,心里好一阵伤心。假如福克司尚有感知,真期望他曾在我国遭受的一切不快,能由于现在仍有人从头读他的藏书、在文字里与他感同身受,稍稍减去一些。

附记:本文编撰过程中,曾得到高山杉、栾伟平两位先生协助,蒙贾长宝先生纠正拙文几处译文讹谬,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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